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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社企”:蹣跚起步間資本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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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社企”:蹣跚起步間資本進場
提要
社會企業、影響力投資在中國擁有巨大空間,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會上,關于社企的爭論在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關于社會企業如何更好地實現三重目標、影響力如何測量的討論、中國式社企將如何前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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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蔚華沒想到,影響力投資與社會企業會如此“吸睛”。

去年,應社會組織管理部門之邀,他給300人講解影響力投資,報名卻超過了1500人。

現場之火爆,讓身為招商銀行原行長、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的他意識到,不僅公益圈,投資界的新銳們也在緊盯這個領域。

無論是社會企業還是影響力投資,目前在中國均沒有權威定義。一般來說,社會企業被認為是“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機構”。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認為,對于社會企業的“三重目標”即社會目標、環境目標以及財務可持續目標,業界沒有分歧。

至于影響力投資,馬蔚華認為有兩個原則,一是追求正面的財務回報,二是顯著的、積極的社會影響力。“它介于傳統公益慈善和商業投資之間,是公益金融的重要內容。”然而,關于“影響力”如何測量,目前國內外尚未有統一的標準。

當資本投向社會企業,就成為影響力投資的一種典型形態。隨著人們對社會企業的關注度逐漸上升,“影響力投資”也被熱炒起來。

5月30日至6月1日,在深圳舉行的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會上,財新國際董事總經理李昕在開幕環節即發問:“中國有沒有真正的社會企業?中國的社企是不是缺乏創造力,只會模仿或者復制?”

“社企”在路上

2010年,秦玥飛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到湖南農村當了一名大學生村官。頭3年,他在一個名為賀家山村的村莊開展服務,嘗試修水利、建敬老院、修路、為學校開通互聯網、推進農村校車安全。雖有成效,但3年后,秦玥飛意識到這只是在給當地“輸血”,“一旦離開,輸血式資源就不會發生作用。”

另一個感受是,年輕人到農村去一定可以有所作為。“我們得搭建一套人才流動的機制,讓真正優秀的人才愿意到農村去。”

“黑土麥田”公益組織應運而生,以青年下鄉服務的方式帶動產業扶貧。這些青年既有來自于清華、北大、哈佛、耶魯等學校畢業的高材生,也有退伍返鄉青年、打工返鄉青年和留守在家的創業青年。秦玥飛認為,優秀青年的自身特長以及他們為貧困村帶去的服務,可以促進產業機會的發掘和培育。

在黑土麥田“農村創客”計劃的推動下,青年“扶貧創客”組織村民開辦農民專業合作社。比如在湘西,“扶貧創客”帶著村里留守的苗族婦女,發掘苗繡技藝做成產業,接海外訂單,月均訂單總額約10萬元。

成熟優質的、以扶貧為目的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升級為公司,優質的“扶貧創客”在兩年半服務期滿后可以升級成為鄉村創業合伙人。“創客”們有的進入知名投資機構,有的被國外名校錄取。在未來,他們將成為優秀的農村創業致富帶頭人、高素質的基層公務員、企業中的農村市場專家等。

從“輸血扶貧”到產業扶貧,再到“農村創客”平臺式扶貧,黑土麥田的運營模式,逐步打破傳統公益與商業之間的界限,被認為是一種社會企業模式的探索。

關于社會企業的定義仍有爭論,去年的首屆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獎評選環節,摩拜公司入圍候選名單曾引發爭議。然而以徐永光為代表的業內人士認為,在實踐層面,扶貧、助殘、養老、教育、環保等領域早已出現商業模式成熟的社會企業,它們在回應和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已具備規模化的要素。

今年,社會企業的爭論漸漸平息。本次年會上,商業公司水滴籌粉墨登場,拿下“年度社會企業”及“醫療及大健康獎”兩大重獎。評委們認為,這家公司在慈善法未予規制的“個人對個人捐助”即傳統慈善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其被稱為“社會企業”的根本原因。

天然“姻親”

為促進國內影響力投資事業發展,南都公益基金會宣布,作為投資人出資5000萬元參與禹閎資本新設立的影響力投資專項基金“禹禾基金”,致力于推動國內社會企業的發展。

這并非基金會探路影響力投資的初案。此前,中國扶貧基金會控股的中和農信、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控股的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均有探索。

早在2010年,南都公益基金會即與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的社會企業家項目合作,持續4年對社會企業予以資助,共支出360萬元支持24家社會企業。然而,實踐證明,資助并非最好的推動方式,社會企業應有商業模式。

該基金會轉而嘗試無息貸款項目,卻又遭遇兩大挑戰。

一是來自監管方面的阻力。《基金會管理條例》《慈善法》以及今年春節前發布的《慈善組織保值增值投資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都沒有禁止基金會直接投資企業,但監管部門對無息貸款這種模式不太理解:“為什么借錢給企業,還是無息的?”

二是人才缺乏。做投資需要專門人才,但投資行業與基金會行業的薪酬標準不一樣,很難招到人。

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彭艷妮說,2015年,該基金會為社會企業工蟻坊提供無息貸款,簽訂的是捐贈合同,“我們以資助的形式給錢,工蟻坊還錢也是以捐贈的形式,這相當于君子協定,假如對方不還錢,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為了更加合規,第二個無息貸款項目是將資金捐贈給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通過其控股的四川省大邑縣富平小額信貸公司貸款,為耳目網提供支持。

兩次試水后,南都公益基金會的無息貸款項目戛然而止,這并不意味著投資需求的“熄滅”,相反,基金會尤其是資助型基金會在保值增值方面的渴望更強烈,他們需要的是合適的路徑。

南都公益基金會9年探索得出的結論是,做影響力投資需要一個“過橋機制”,要么像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那樣控股專業投資機構,要么與專業的影響力投資機構合作,將投資與基金會業務相對隔離,降低投資風險。

問題是,中國有真正的影響力投資機構嗎?

成立于2007年的禹閎資本去年曾拿下年會的“年度社會投資獎”。在創立之初,合伙人就明確了社會價值導向,將食品、藥品、低碳等民生行業作為投資重點。2012年至2017年間,禹閎資本進一步明確把社會環境影響納入投資標準。與南都公益基金會此次合作設立的禹禾基金,重點關注健康養老、文化教育、綠色農業、低碳環保這4個領域。

禹閎資本創始人、投資人唐榮漢說,從全球范圍來看,2015年至2017年,影響力投資的規模增長了近70%。從禹閎資本投資實踐來看,社會企業投資的回報率并不明顯低于其他領域的投資。

“過去10年我們累計投資了30個項目,有16個項目已經通過IPO或并購的方式退出,投資周期并不長,只有6.2年時間,回報率可以達到25.6%(稅后),表現比較出彩。”禹閎資本副總裁方巍介紹。

基金會與投資公司的聯合,是影響力投資的新路徑。兩者幾乎是天然的“姻親”。目前大部分的社會企業來自公益組織的轉型,這種轉型的前提是公益組織的管理與運營足夠成熟,具備商業化的條件。彭艷妮認為,在其創立到發展出成熟模式的階段,基金會的資助可以在影響力投資的“前端”做好培育。

一旦資本投入社會企業,其發展的“中端”和“后端”便得以解決,但投資社會企業需要更多耐心。唐榮漢有親身體會:“作為社會企業的外部投資人應有創業合伙人心態,更需要有耐心,并投入更多的精力給予所投企業幫助和支持。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影響力投資是一種有‘潔癖’的耐心資本。”

巨大空間

2015年,年輕科學家沈杰決定離開待了14年的物聯網研究崗位,“想找個垂直行業,跳到‘坑里’去真實體驗一下。”

第二年,致力于漁業的公司慶漁堂應運而生,公司業務并非自己養魚,而是把物聯網和漁業深度結合,服務養殖戶。

“總體來講,一是實現高效益提升,增加養殖戶收入;二是高品質提升,今后的魚可以更好吃、更安全;三是實現循環利用,達到零排放的要求。”沈杰說。

這家公司的未來3年規劃中,年增長率保持300%以上,“這樣可以實現1個農民帶動3個農民的經濟發展,到2020年可以服務12萬用戶。”

該模式被投資人看中,本屆年會上,慶漁堂與江蘇親近母語文化教育優先公司公司分獲禹閎資本1500萬元和1600萬元投資。沈杰透露,到2019年,公司將進入盈利發展期。與此同時,上海益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則獲得廣州谷豐園健康產業投資公司500萬元投資。

“中國自有市場非常巨大,無論哪個行業都是千億級或萬億級的規模,只要技術與方法使用得當,都會成為今后創造財富、創造社會價值非常好的土壤。”沈杰說。

對此,徐永光深表贊同。他以水滴籌為例,認為如果個人大病救助的資金規模達到千億極層面,就能批量地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在影響力投資的助推下,社會企業發展前景廣闊,不遜色于商業企業,有望誕生某些領域的“獨角獸”。

在投資端,馬蔚華認為,按照聯合國制定的到2030年可持續發展計劃,我國要投入的資金總額在萬億美元級別,在政府投入和公益慈善領域資金總額之外,有著影響力投資發展的巨大空間。

為此,他出席各大活動場合發表演說,操盤資金總量達50億元人民幣左右的影響力投資,身體力行地助推影響力投資發展。

“雖然中國政府主流話語尚未有對影響力投資、社會企業的表述,但在理念上已完全和國際接軌。中國政府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與影響力投資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徐永光說。

前不久,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出臺專門文件,規定社會企業可在工商部門注冊,隨后開啟了社會企業評定工作。政府在執行層面的推動,此為首例。

與此同時,深圳市福田區政府已開始試水影響力投資。

去年12月1日,該區發布了“關于打造社會影響力投資高地的意見”,為了打造“高地”,福田區打造5種業態:一是推動社會影響力債券出臺,企業只要發社會影響力債券,政府補貼2個百分點,連貼3年;二是推動一批社會影響力投資政府引導基金子基金的設立,區級政府拿出引導基金110億元;三是發展慈善信托;四是支持社會企業發展;五是鼓勵社會責任型投資。

福田區副區長何杰透露,將引導組建1-3支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董事會、理事會由社會知名人士組成,要求50%以上的投資范圍在社會領域,其業績提成的3%-5%,捐給特定的慈善組織。

政府打造“高地”,不僅要在福田區發展影響力投資,還更注重樣本價值。何杰說,福田區打造社會影響力債券要具有“標桿意義”,要“探索出一些可復制、可借鑒和研究的債券或項目”。

作者:顧左右

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會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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