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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四:用傳播思維跨界聯動、資源整合,助力扶貧攻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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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論壇四:用傳播思維跨界聯動、資源整合,助力扶貧攻堅
提要
6月1日,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會召開,在“用傳播思維跨界聯動、資源整合,助力扶貧攻堅”的分論壇上,四位嘉賓分享了各自在扶貧攻堅中的觀點。

時間:2018年6月1日上午

地點:福田香格里拉三樓宴會廳

主題:用傳播思維跨界聯動、資源整合,助力扶貧攻堅

嘉賓:

鞠彬彬:天風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旭東:易居中國聯合創始人,太德勵拓(中國)公關傳播集團董事長兼總裁

普拉地普·薩瑪赫(Pradip Sarmah):印度人力車銀行創始人、農村發展中心執行理事

江其霖:e農計劃CEO

以下內容來自各位嘉賓在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會分論壇上的發言整理稿節選,未經本人審核。

鞠彬彬: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這樣一個會場,我是來自天風證券的鞠彬彬,我一直也認為自己是一個志愿者,所以跟做扶貧事業的同仁們打個招呼,大家上午好!

非常榮幸能來到這里和大家分享今天這樣一個話題,今天我分享的題目是發揮資源整合優勢,全力支持產業發展。其實通俗地講就是我們公司如何來做扶貧這個事情,因為很多人會想象一個證券公司可能是高大上的,總是要對一些需要和市場資本對接的企業,去談關于錢的事情。國家級的貧困縣、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如何去對接上,這個話題也是我們這兩年才開始思考和實踐的問題,所以我們大概經過了這兩年的實踐和探索以后,總結為我們必須發揮自己資源整合的優勢,來做好產業扶貧這個事情。

這張照片是我們現在公司做的第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國家級極度深度貧困縣,這是去年拍的照片,是這個縣城里最繁華的一部分,能感覺到確實沒有玻璃墻的高樓,大部分是居民區,而且這些居民區大部分是空城,并沒有在里面居住,很多還是分散在各個村落里。我們當時來到這個地方以后就在想,我們怎么樣挖掘他們的產業,幫助當地從居民到企業到政府來做一些我們有優勢的事情。

這是我個人的簡介,可能我們首先得找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隊來做這個事情,我正好是在提出關于一司一縣,證券協會提出了一個證券公司最少對接一個貧困縣以后,我加入了我們公司的團隊,正好響應了倡議去做這個事情,我自己是有這個興趣和愛好想把公益慈善事業一直做下去,不管是自己工作當中還是平時生活和業余興趣當中,我都是非常樂于去做這件事的。我第一次接觸志愿服務的時候是2006年,當時拿到了一個關于全國推廣普通話的志愿者證書,后來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去貴州支教等等,一直和志愿事業結緣,我也想一直做下去,非常有幸來到公司以后,公司需要做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覺得非常幸運,把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當做工作和事業來做。今天想分享的還是以天風證券為案例,一個金融公司怎么樣去整合所有的資源和身邊的效應去做好扶貧這件事情。

首先我想得有一個模式,所以當時來到公司以后,我們挖掘了一下對于縣域經濟的服務應該打造一種什么模式,能夠全方位的去支持它的發展。我想從四個方面講,產業扶貧是利用金融工具的優勢,作為一個全牌照的證券公司,有資質、有牌照、有人才優勢,怎么樣去幫助一個貧困縣去做好產業的規劃、發展、挖掘甚至是支持,這是我們需要去做的。比如說幫助貧困地區發債,雖然債券市場是寒冬期,但是我們怎樣履行社會責任,當貧困縣真的需要資金的時候,利用他們的政府平臺,利用我們現有的優勢以及客戶的優勢去幫助他們在市場上融到錢,當然是依法合規的前提去做好這個事情。我認為有一定的成績,這兩年以來一共融資了52.3億元,并且去年一年融資達到了24.2億元,這個總數在市場上肯定不是最大的,因為我們公司大概在市場上排名也就是30名左右,但是以我們的市場排名來講,應該說我們做產業扶貧這一塊是屬于很投入的,所以在成績上屬于第一方陣。

智慧扶貧也是大家現在都倡導的事情,扶貧先扶智,不是你扶了多少錢或者融了多少錢,我們還要用自己的人力資源和智力輸出幫助他們做好產業發展和規劃,我們現在做了六個國家級貧困縣,每年在不同時期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或者定期組織專家團去做金融講座。我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2月22號,那年正好很冷,20多個專家從北京、上海趕到湖北房縣去,結果當時突然下雪,飛機飛不了,火車也各種晚點,不管是飛機還是火車到達市區以后還是需要走一段山路,山路就更不用提了,也走不了,但是我們提前約好了縣里所有的龍頭企業的負責人以及縣里的政府層面的工作人員都會去參加這個講座,有兩百多個人,所以專家還是想盡辦法,半夜11點還在趕山路,有兩個車在山路上還打滑,很危險,早上6點趕到了會議現場。當時政府的一些領導知道這個事情,還是很感動的,說你們做扶貧真的不容易,想想這些專家在這里講一節課需要耗費他們三天的時間,特別這種惡劣天氣還有危險,如果他們把這三天時間投入在北京上海的項目上,對他們來說是多少收入,又會是怎樣。專家不會直接捐錢,但是智力輸出更重要,因為對于國家級貧困縣來說,很少能夠接觸資本市場的前沿專家,告訴你一個企業怎樣可以上市,一個政府怎樣可以融到錢,你的扶貧債,綠色債能不能去發,這個是平時沒有人跟他們講的,甚至說他們很難接觸到,所以智慧扶貧這一塊我們做得比較投入。我們還建立了金融扶貧工作站,在實際接觸的貧困縣里,我們派駐了十來個工作人員,去做好這件事。

消費扶貧這個說起來還是比較簡單的,當地的特色農產品以及龍頭產業能夠帶動貧困戶就業,幫助他們銷售產品,從渠道上、包裝上、平臺上去幫助他們。公益扶貧和大部分企業做的一樣,就是從各個方面去捐款,去年我們整個公司的支出超過了一千萬。因此獲得一些社會上的榮譽和認可,有些獎項和領導批示,很多主流媒體關注到我們。我想這是很多企業或者金融企業做扶貧比較難達到的效果,我們如何做到的呢?把握好時間節點,做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我們的特色,做出差異化,可能最終在報題材的時候都可以上,其實這些都不是公關行為,而是媒體主動關注到我們。

    先從公司的內部說起,一個金融公司,一個證券公司也有各種訴求,公司的決策層在想什么,業務部門在想什么,包括負責品牌宣傳的這些部門以及操作起來的社會責任部,每個部門利益訴求都不同,怎么樣把這些利益相關方結合在一起,我們經常去做的事情就是告訴公司董事長和總裁說,這個貧困縣確實很受外部的關注,很需要我們的幫助,所以我們要調集力量去做好這件事情。其實這里還是有可以拓展的新的業務和方向,何嘗不去試一下?宣傳部門說做好這件事情也是擴大品牌影響力的事情,所以一個事情可以考慮到利益相關方不同的訴求,集中力量做好。

外部資源也比較好理解,因為對于證券公司來講是輕資產的公司,最大的資源就是資本的資源、人力的資源。當時在招聘的時候,比較好的畢業生進來,還有上市公司的資源,你的客戶、你的股東,可能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還有你的兄弟合作單位等。怎么樣利用好這些資源去做好貧困縣的經濟發展,是我們思考的事情。包括怎么樣調動監管層還有一些學術機構做好課題研究,我們現在也在和深圳國際學院做金融扶貧指數的研究,怎樣引起媒體的關注,一起來極力做好這件事情。

對于政府來講,我們幫助縣域政府合理規劃產業發展,龍頭企業做大做強對接資本市場,中型企業找到自己的產業方向,幫助小型企業理清思路、對接資源等等,這些對我們來說會更擅長和實際。另外就是貧困人口,我們在那里設立了工作站,成立了營業部,幫助他們做好這種金融防范的危機,可能有些貧困戶好不容易存了一兩萬,又被一些非法集資產品套進去了,怎樣幫助他們引導做好積極的投資、理性投資,這些事情也是我們一直在致力做的。

上上個月的時候,習總書記來到武漢,當時用的利川紅茶,就是我們公司一直在幫扶的企業,包括這個產品選送茶葉等等也是我們做的,這是我們幫他們做的一套包裝,本來發現他們的產品很好,但是包裝和品牌上需要更高級,所以怎樣幫助他們在品牌上更好的包裝,在渠道上做好這件事,我們還是想了很多的方法,包括我們把兄弟單位武漢市農產品交易所一起進來幫我們做好這個事情,幫助他們上線,在線上線下做好開發。從去年定點幫扶利川紅開始,我們已經幫助他們銷售了200萬人民幣,雖然說只占了他們銷售總數的十分之一,但是我們對他們企業未來怎樣進入資本市場,怎樣做大做強,融到更多的錢加強他們的生產線還有品控這方面,都發揮了我們的特長和優勢。并且因為茶葉這樣一個產業直接帶動了貧困戶的發展,因為他們很多當地利川的貧困戶都是靠種茶為生,我們幫他采購做好引導,也是直接幫助到了貧困地區的人口。所以才有了他們茶葉賣得越來越好,品牌越來越大,4月28號的時候,總書記在東湖就喝了這個茶,而且評價利川紅茶不錯。其實這個茶已經斷貨了,因為本來量就少,現在品牌效應很大,老板經常跟我發消息說,特別感謝你們公司。我覺得這種扶貧就很有意思,你可能表面上看起來不是一個證券公司該做的事情,但是我們調動了各方資源去幫助,不一定每一個貧困縣有上市公司,也不一定每一個貧困縣的政府都愿意發債,而且發得了。那你就不幫他了嗎?其實你可以通過整合資源的優勢和能力去幫助這個企業做好,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也歡迎大家跟我交流,隨時可以聯系,謝謝。

   朱旭東:同學們六一兒童節快樂!對面講座的人比我們多,那邊是講融資的,我們這邊人比較少,因為我們是講付出的,給大家鼓掌,不容易。我們公司是一年一度中美企業贊助商,舉辦了一個社會責任論壇,來的人其實也不多,我們一講房地產,這里可以坐滿,一講扶貧,就少掉三分之二的人,這條路還是挺孤獨的,越是這樣我們越應該講,越應該在更多的場合講,所以很感謝今天愿意在這里聽我們分享的同學們。

    天風證券是金融公司,而我們是一個房地產的服務企業,我們不是一個開發企業,我們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的服務企業,一年大概要賣將近1萬億的房子,占到整個中國市場的10%左右。為什么會去做一個農業的產業或者說扶貧的這么一個事業,都是因為很偶然的因素。在三年前我們成立了易居樂,開始研究中國的農業,當時也是為了響應國家號召,看能不能把我們的資源和精準扶貧結合起來。在做這個之前我們對農業一無所知,做了之后才知道中國的現狀,現在還有592個貧困縣,將近4千萬貧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這是一年的收入。剛才鞠老師講的國家級深度貧困縣,在中國的版圖上面積還是很大,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和交通不方便的地方。這些貧困縣到底是什么樣的狀況?如果你不去是不會知道的,因為我們看電視都是有些失真的,去了以后就知道他們生活的狀態。我講兩個故事,一個是我們在陜西黃河灘邊上,一個有輕度精神殘疾的農民,她的工作是每天往返四公里,在黃河灘邊揀雞蛋,那個雞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雞不可以吃,一個雞三天才下一個蛋,而且是散養在黃河邊上,所以它的蛋都在樹邊、草叢里,這個農民就每天重復動作,去揀雞蛋。我們問她,她說一天大概要彎一千次左右的腰,蛋的售價是一塊錢一個,可以想象她的收入會是多少。

第二個是我和蔡國慶老師去了廣西桂林龍勝縣的地靈村,那邊有上千戶侗族老百姓,靠著梯田種紅糯米,結果越種越少,因為賺不到錢,年輕人都走了,只有老年人留守著。我住的這戶人家是個老奶奶,他的兒子媳婦離婚出去打工了,他撫養他們的小孩上大學,他們每畝產出的紅糯米是五六百斤,一斤是售賣7塊錢,也就是一年的收入在3500元之間,是目前中國很典型的貧困村的現狀寫照。現在的貧困村里你們看到很多都是老年人和兒童,他們的生產能力都不構成規模化,因為都是分產到戶的,每戶人家各自畝地,這些農產品都是環保的,因為他們沒有錢去買化肥和農藥,完全是靠山清水秀的自然環境,靠人工種出來的,廣西這個紅糯米,從播種到收獲要160天的生產周期,要大半年時間,所以這些好產品在這些貧困縣地方,基本上每家每戶都會遇到銷售困難,沒有辦法轉換成收入,就無法脫貧。

現在中央的要求就是每一個貧困戶不是給他錢就可以,不是企業過去每人給三千塊錢就可以,現在必須考核每戶人家生產出來的東西要完成銷售,要獲得實際的銷售收入,而且這些銷售還必須是持續的,不能說這一年你幫他賣了,明年就沒了,這是目前習大大最關心的,千萬不要返貧,而是要真脫貧,所以要真的幫助他們解決這個事情的話,還不是簡單的你付出愛心就可以達到的,必須是一個系統性的產業化的思考。我們從2015年就開始研究這個東西,經過三年的時間,我們結合自身的資源,摸索出了一條精準扶貧的道路。

    我們研究一個問題,線上的消費者在哪里,因為我們做營銷出身,都喜歡從消費端思考這個問題,我們一年賣那么多的房子,就以上海為例,上海差不多有1.2萬個成型社區,每個社區至少有兩三百戶,三分之一的房子都是我們銷售的,那些購房家庭和個人都是我們客戶,當他住進這個小區以后,我們為他們服務什么?他需要什么?在單價十萬塊錢小區里面的人,有沒有愛心?愿不愿意付出?他對飲食、對食品的要求有哪些改變?其實跟貧困村是有關系的。習主席講,最后三年的扶貧攻堅戰要打贏。我就想到一個理論,這個理論并不是很新的,是20世紀70年代就有了,叫社區支持農業發展,CSA的理論。這個理論對我們企業來講挺有意思,因為我們手上的資源就是社區,就是每年上萬個購房客戶,就是我們十八年累計起來的幾千萬的消費者,他們通過購房,通過房屋買賣對我們形成了很大的信賴,因為房屋是他一生當中最大的資產交易,而且房屋的數據是最真實的,我們知道你有多少錢,你家里有幾口人,你的職業背景,你每個月還銀行貸款的數額都知道,因為房屋的資訊沒有虛假,我們就有機會把貧困區的好產品,通過我們的渠道和社區進行對接,用社區的力量來支持農業的發展,這就是我們的理論基礎。

    易居作為一家房地產企業,我們的股東都是開發商,恒大、萬科、碧桂園、融創是我們的最大股東,這些開發商的背景和我們之間的關系就構成了我們要做的事情的基礎。所以我們在2015年成立了易居樂,開始做社區支持農業的實踐。我們把它加了一個I就是互聯網,我們希望通過互聯網的技術,把產地和消費者連接起來,讓貧困村的好產品直接跟社區居民的家庭消費對接起來,這就是我們的基本模型底部邏輯。

為了做這件事情,我們在去年的12月份,在國家扶貧辦,中國扶貧資源服務促進會的管理和指導下,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叫中國社區扶貧聯盟,我們的24個股東都加入了,還加上開發商、物業公司,目前合作的社區已經超過了一萬家,明天我們在深圳要跟深圳的彩生活簽約,他也是中國最大的物業管理公司,在香港上市,他旗下管了幾個億平方米的社區,他也成為我們的理事單位。這就是我們用于在中國開展社區支持農業發展的基本的力量。

    我們又建立了一個微信公眾號叫樂農社,上線一年時間,注冊會員八萬家,這是我們一個推廣銷售平臺,目前是1.0版本,現在還在研發2.0,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開放的平臺,而不只是銷售。農民可以上去注冊,發布他的產品,我們的社員可以申請做隊長,來幫農民進行推廣銷售,進行咨詢,把它變成一個雙向的可以溝通和交流的平臺,所以2.0的開發還在進行當中,估計還有一個月時間。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眾號里搜樂農社,里面有一些好的產品。易居樂農有兩個部門,第一個是縣域公共服務中心,是扎根農村,幫政府做品牌,幫政府去OEM,鼓勵農民加入,建立標準,建立二維碼溯源和物流的篩選等等,其實就是一個品控,保證產品的質量。另外一頭叫樂農社,針對城市社區,目前在北上廣深大城市里進行推廣和會員招募,中間我們和中國農業大學和商務部產品流出中心成立樂農研究院,是建立標準的,當你有一個產品之后,合作社里面的農民是參差不齊的,必須給一個標準,不然消費者體驗就會很差,只有符合標準的才能加入這個流通的領域。

    目前三四十位樂農的員工全部是90后畢業大學生,非常不容易,現在中國9個縣級的電子商務進農村的服務中心,我們幫8個縣打造了他們的品牌,目前研發產品超過20款,在村里建了2千多個服務站,我幫他們上課,幫助農民培訓他們。目前記錄下來的是帶動了3千余戶的貧困戶加入合作社進行脫貧工作。去年我們還做了一件事,因為我們做了三年以后發現,企業的力量還是有限,影響力和規模要擴大還是需要媒體的支持,所以我們和東方衛視和新浪微博一起做了一檔節目,花了也不少錢,將近四千萬的投入,做了一檔中國第一檔明星扶貧公益節目,每個禮拜三晚上在東方衛視播放,很幸運這個節目每個禮拜三都是全國收視率的第一名,總共有31位明星參與。我們總共拍攝了五個月,去了8個省、13個城市、6個縣,都是少數民族的聚集區,幫他們做了7款產品,貴州是兩款,通過電視和互聯網,五個月里賣了超過四千萬的貨量,非常受歡迎。但是你光賣還是不行,我們還在思索怎么把這些農產品變成產業,建立合作社,我們還要開設扶貧的餐廳,第一家面館正在籌建當中,這個面館的面條就來自于陜西成縣的手工掛面。經過我們的努力以后,老農民的蛋目前賣4.2塊,他原來賣1塊錢,他的收入明顯就會增加,因為他的資產量是沒辦法增加的,這個雞三天下一個蛋,不可能讓他一天下三個蛋,所以產量每天是固定的,他要提高收入,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他的單價,讓城市居民來消費。所以說,如果這個產品越賣越便宜的話,農民就永遠脫不了貧。這個紅糯米現在賣4斤一盒66.6元,原來是1斤7塊錢,現在已經全部脫銷了,基本上買不到紅糯米,今年基本要預售。這個是面條,原來是一戶人家做,現在有將近19個人家一起做,因為面條暢銷,訂單已經排到了明年6月份,在我們的網上也買不到這個面條,因為每個家庭一天只能做20斤,是全手心做的空心掛面。鐘漢良去的那集是云南的沃柑,也是全部賣了。這六個村里都已經做了合作社,把農民加入里面,增加當地就業。

    毛主席講,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們的農業產業,幫助農民脫貧致富,謝謝大家。

Pradip Sarmah各位早上好!非常抱歉不能講大家的母語,但是我非常高興跟中國的各位同仁分享我們在印度的經驗。

    我的名字叫Pradip,現在在印度從事社區服務項目,我們把這個社區服務項目叫做印度的人力車銀行,昨天很有幸在主論壇上跟大家分享了人力車銀行,包括我們的一些工作模式。今天分享的是一個跨界融合,包括如何去調動各個方向的社會資源。所以我今天會從整個資源的角度去分享人力車銀行項目。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當你們提到貧困這個詞的時候,大腦中會想到什么東西?有沒有聽眾想站起來分享一下的?

    Pradip Sarmah:在座各位分享的都是社會企業家,社會企業和傳統企業是完全不一樣的,社會企業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并且為最需要的、最脆弱的人群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家,貧困對我來講更多的是一種機會,我是怎么樣去定義貧困的呢?我覺得貧困是一種需要別人去解決的方案。有貧困的地方意味著他們需要服務,需要我們的解決方案,所以當我們在貧困的這些地方,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理解這些貧困的人,他們的真正需求和訴求是什么,只有我們為他們的訴求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的時候,我們才真正理解了如何幫他們脫貧。

    我接下來就從這個角度跟大家分享印度的人力車銀行,更準確翻譯應該是人力車夫銀行,在印度從事跟這個行業相關的有1500萬人口。今天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日新月異的發展,城市的更新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比如說今天開會的酒店,這個酒店的建成需要大量的勞工,這些勞工從哪里來的?城市本身沒有那么多富余的勞動力,這些人一般來自于外地的民工,這些人他們的需求又是什么呢?在印度大量的勞動人口在城市聚集,他們一般情況下都是住在貧民窟里,大量的貧民窟存在于城市,在中國我想也是一樣,剛才的嘉賓是中國房地產重要合作伙伴,房地產開發商在開發房子的時候,有沒有針對過貧民窟里的人去開發房產?可能很少。我們再想想,在印度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如果這些房地產開發商在開發大樓的時候,也能想著為這些勞工或者民工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住宿,可能就會消除很多的城市貧民窟,對這些貧困人口來講,需要的不是奢侈的大房子,而是最基本的容身之所,能滿足他們最基本的需求。

    在印度要解決貧民窟的問題,可能需要政府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一般情況下,政府解決問題的時候有很多腐敗現象,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城市貧民窟總是解決不了的原因。在我們為貧民窟人員量身打造基本住所的時候,我們一般是放在城市之外,這樣成本比較低,但是這就帶來他們怎么樣通勤的問題,因為他們工作都是在城市中心,所以在開發這個房子的同時,還要設計一個非常好的交通通勤路線,保證他們每天早上和晚上的時候可以到單位和回到家里。在印度,尤其是這些貧民窟,政府會有腐敗問題,在中國的文化和環境里有沒有腐敗我不知道,但是在印度有很嚴重的腐敗,比如說在貧民窟里面的居民為了能夠住在那,需要給當地的警察或者當地的管理部門交保護費,這就會滋生大量的腐敗問題,所以我們為什么要預先在城市郊區打造屬于他們的基本住所,并且同時要設計一條很好交通的解決方案,幫助他們去通勤。另外,也不需要他們一下把房款交清,他們可以每個月定期的來付房租。對于很多來從事為貧困人口提供住房的人,我們要提供相同的語境和語言,雖然我們是在開發房子,但是我們是以社會的形式為貧困人口提供住所,所以應該在這樣考量的情況下,給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案。

    其實給貧困人口提供住所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在城市發展的時候,當他們有了容身之處,接下來還要考慮健康問題、醫療問題、社會安全感。怎么給他們提供更安全的生活環境,所有這些都成為未來商業的機會,社會企業的機會。比如說貧困區人口,當他們有住所之后,他們的子女可能需要就學,他們自己也可能需要就醫,還有保險等等。就像今天的大會,我們也得到了很多媒體的關注,同樣在減貧脫貧過程中,也要善于去利用媒體的力量,媒體的力量在幫助我們去做宣傳,尤其在減貧方面是非常關鍵的角色。另外還有其他的媒介,比如說眾籌銀行,眾籌也可以說是一種很好的減貧方式,而且這個方式也得到了很好的驗證。

    再給大家舉個例子,國家之間的差異。印度,我們的總理在發表講話的時候,基本上都是通過錄音機和收音機來轉播,因為在印度雖然很多家庭用得起電視,但是收音機的普及程度遠遠超過電視。我想可能在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的,利用更好的媒體,假設我們在中國也能請習大大一年一次或者一月一次的通過收音機廣播,來給人民發表講話或者直接跟他們進行交流,有的時候還可以提前跟聽眾們溝通,問問他們最想要跟國家的元首交流的問題,請國家的主席直接去跟他們回應,這都是非常好的利用媒體的方式去觸及生活在貧困縣以下的人口。

    我講得差不多了,有沒有聽眾想溝通?

    聽眾:當你在印度進行扶貧和減貧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一些障礙或者問題挑戰?

    Pradip Sarmah挑戰到處都在,其實生活中的挑戰是無處不在的,一個人要做的就是去擺脫這些困難,從困境中找出解決方案,每一種職業都是有困境和挑戰的,我們要做的就是在職業發展中去解決這些困境和挑戰。講到問題,在我開始做人力車夫銀行的時候,我遇到非常多問題,比如最早開始的融資,到最后跟政府的溝通,跟當地政府的關系打點,包括解決社會治安的問題,以及更正確領會政府政策等等,都有各種各樣的挑戰。但是我想在明確問題是什么的時候,也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答案,所以不要只是把問題看作是你成功的絆腳石,把每個問題和困境看作是一個機遇。

    聽眾:你提到國家總理會每個月給印度人民發表廣播演講,提出的問題有沒有得到解決?

    Pradip Sarmah在每個月25號到28號,不定期會拿出一天或者其中一段時間是印度總理來個人進行廣播溝通和交流,這些人民要問的問題,會提前讓媒體收集起來轉給總理辦公室,由總理辦公室篩選之后提交給總理本人,總理本人會選一些問題在講話中回答,在他講話的時候,很多媒體就會把握住這個機會,在下個月講話之前會把這些問題剖析得非常清楚,這也側面幫助了總理解決問題。還有對這些媒體來講,找到社會的熱點問題,幫助他們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力和宣傳力,媒體的渠道包括受眾也增多了,因為大家都關注,社會熱點就解決了,這是很好的,希望活動主辦方也利用這樣的方式和媒體合作,在中國做類似的事情。謝謝大家。

   江其霖:大家好,我是江其霖,特別開心能在這樣一個場合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故事。為什么會播這個視頻,是因為這個孩子才加入計劃,我是在網上看到他的故事,非常感動,因為這個孩子從小患先天性心臟病,他們是不可能有這個錢去救治,后來是大病醫保救助了這個孩子,我是因為這個故事加入了,而且去拍攝了這個故事。所以從這個視頻開始,講我們是誰,我們在做什么事情。

    在2011年發起了免費午餐項目,并且獲得了巨大成功,在這之后,我們發現了留守孩子不同的問題,免費午餐解決留守兒童午餐問題,大病醫保是解決孩子看病問題,微博打拐是通過微博來做這樣一個活動,幫助找到孩子,暖流計劃是通過這個計劃幫助孩子有一些暖包等等這樣的東西,還有會飛的盒子和拾穗行動等等兒童公益項目,之所以他們會出現這么多等等需求的問題,是因為他們沒有父母的陪伴,這也是為什么2014年發起e農計劃,就是希望能夠幫助這些留守兒童的父母解決這些問題,讓他們可以留在鄉村,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會打動我,讓我來加入這樣一個項目,在此之前,我對鄉村真的一無所知,我在城市長大,更不了解中國的鄉村問題有多么嚴重,有這么多事情需要大家一起攜手解決。

    簡單介紹e農計劃是什么樣的架構以及我們的運作方式。因為我們之前做的所有項目都是公益項目,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像任何一個企業有充足的資金,有本身很好的體系架構以及資源支撐。由于這些中歐校友進來的時候是以眾籌的方式,每個人兩萬塊錢,所以他們投資入股來成立這樣一個基金會。我們的基金會是在浙江成立,叫浙江省益農慈善基金會,當時所有合作伙伴都是志愿者,我們發現作為志愿者是很難去運作鄉村這么一個龐大的體系,為了幫助他們把鄉村的農產品發展成商品,我們成立了一個公司,這個公司是由基金會全資控股,這個公司也是在杭州注冊,品牌是e農春天,這個品牌是專注于幫助農產品進行商品化運作,所以成立了平臺,也為更多鄉村里的貧困農產品,幫助他們一起創建平臺。

    在2015-2018年的三年當中,我們主要圍繞著三個部分做了我們的運營,第一個是食品這個東西最重要的還是產品和品控,如果不安全再怎么講發行,再怎么講幫助孩子都是沒有說服力的,所以產品開發和品控體系的搭建以及合作渠道的開發。e農做的所有項目以及我們的基地都是圍繞著聯合公益其他所有公益項目,深根鄉村地方,目前我們覆蓋的貧困縣是18個,這些地區是所有的公益項目都有入駐的,最主要是跟當地的企業,都有非常好的信任基礎,這個基礎上我們愿意幫助他們開始銷售農產品。這是到目前為止這18個貧困縣域的發布,以及我們梳理出來最具有產品性以及更便于大批量銷售的產品,基本上核心就是一款產品,不會做太多,因為涉及面廣了也沒有太多效果,并且在縣域打造一個單品也是很好的,主打一個產品就好。

    接下來就是線上平臺搭建,我們的確在之前沒有龐大的資金可以支撐我們去開發平臺,所有的銷售渠道都是基于各個不同的網絡平臺,比如說淘寶、京東,在上面做我們的產品。所以在搭建品控體系的時候,因為品控非常重要以及需要多方面聯合的板塊,單單e農無法支撐這樣一套架構,所以也是很依賴于整個中歐校友,因為他們是來自于各行各業不同的企業家,他們有各種力量能支持到鄉村的搭建,一起來幫助搭建這個體系。另外就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因為我們本身跟政府會有比較親密的信任關系,做了這么多年的公益,很清楚我們在當地到底具體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們會給我們推薦品質很好的產品,我們也是跟政府來打造這樣一個龍頭企業模型。另外是我們的合作渠道,我們大部分的銷售更多是來自于B端,在C端上現在做產品實在是太難,而且需要打低價,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是線上平臺是一個展示窗口,這些電商都有我們的品牌。另外還要依靠媒體力量,尤其是做公益扶貧的事情,就算自己的力量不夠大,也可以把這個事情更好更多的傳播出去,讓更多的人知道,參與我們加入我們,也許能貢獻一些力量。這就是2018年我們在做的“百村計劃”,梳理三年當中所有走過的地方,下半年會圍繞陜西、內蒙、新疆這些地方,這幾年的走訪會讓我們在鄉村里收集和深入更多故事,以及這三年多來無論通過自己的力量還是其他的,我們會做深度梳理,之后再找到更多企業以及媒體力量,不斷的支持這個事情做好。謝謝大家。

觀眾提問環節

     聽眾:現在提鄉村振興提得特別厲害,剛才有老師分享了E計劃,我是來自成都的,但是就目前內地各個縣市有很多農村都想做鄉村振興,但是具體怎么做,跟公益相結合怎么樣做聯動,我們還是沒有思路,這邊的老師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想法?

    朱旭東:因為我們的背景是做房地產,所以鄉村振興跟房地產離不開關系。我們大概在三年多,跟很多縣委書記、縣長、村長談他們的鄉村振興。中國太大,當一個地方的經濟夠不成規模的時候,它的產值和成本不會成正比,像很多地方做民宿都是虧損,根本堅持不下去,所以還是要基于鄉村的特點。每次碰到縣委書記就說,不要講那么多,就告訴我一個事情,你們這個縣最牛的是什么,只要講一個就可以,然后我們來判斷這個事情具不具備市場規模,也就是產值可以做到多大,可以預計一下,產值、產量都是有關聯的,根據這個數字可以大概幫它做規劃,有些地方其實根本不具備振興的基本基礎,所以也沒必要花時間和精力。我們也碰到很多這種情況,人口就這一點,土地面積也就這一點,關鍵還是要看它本身具備的人文資源、產品資源,量身定做,沒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模式,因為整個中國未來會進入一個細分領域,大家的消費會細分,愛好也會細分,如果在細分市場里能抓到符合當地的東西,把它挖下去的話,這個市場是可以做的。振興是一個口號,但是做起來很困難,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大量的研發,大量的鋪墊才可能把鄉村建起來,沒有什么模式。

    江其霖:用我們的實戰經歷來分享的話,確實特別現實的案例就是對于鄉村的了解。如果對他們都不夠了解的話,這個事情就會非常難,所以要首先了解他們的整個縣域有什么環境、文化、產品,從這些可以提煉的角度作出縣域的發展問題,每個縣的情況太不同了,中國的鄉村很多農產品產量是比較高的,經常會出現農產品吃香的情況,大家沒有辦法去把控品質,所以無論什么產品就先種起來,如果產品沒有太多競爭力的話,做什么說什么也都比較無力,所以想要幫扶做深入調研是很重要的。然后如何通過一些產業發展等等的措施,可以幫助當地,激發當地年輕人有這個動力愿意住在鄉村做這樣的事,或者有更多年輕的外籍力量深入鄉村幫扶很重要,如果只是鄉村本身,都是一些留守老人、兒童、婦女的話,真的會非常難,他們會很難具有能力或者各方面資源來做鄉村振興這件事,所以引流也是很重要的。

    Pradip Sarmah關于鄉村振興的問題,我從自己的角度來回答。剛才有嘉賓講了在提供減貧方案的時候要充分了解當地鄉村的情況,在印度當我們做任何形式減貧的時候要深度挖掘這個鄉村面臨什么樣的困境和問題,有的時候政府是從外向內看的,他們覺得他們了解了村民到底需要什么訴求,問題是什么,但是真正他們解決的是政府的問題,不是村民的問題,所以當我們在發展和振興鄉村的時候,要去真正了解村民們,站在他們的角度去想關切是什么,一旦我們了解了他們真正的關切,我們就可以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去解決問題,這是更好的辦法,比如說貧民窟的例子,貧民窟在城市越來越多,到底人們需要什么樣的解決方案,是需要合適的住房,再從這個問題出發解決就會簡單很多。

    聽眾:我想問在你們的項目里,政府的角色是怎么樣的?你們怎么跟政府合作?有什么具體的例子?

    朱旭東:在中國的精準扶貧,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個主導力量,幾乎所有的縣,我們輔導的幾個縣都是跟政府合作的,因為2020年之前要脫貧,所以政府對每一個貧困縣,從人到政策到錢的扶持力度是空前的,每個縣委書記、村長都是要去解決,不是給錢,而是幫助他們把東西賣出去,把收入增加,所以縣委書記、村長他們都很急,因為他們任職期間沒有脫貧的話,烏紗帽就會摘掉,考核非常嚴格,所以政府急迫的心情超過了企業。另外政府在合作過程中是非常透明的,習大大十八大以后對腐敗抓得很嚴,以前的扶貧大家知道里面有很多腐敗行為,導致中國的扶貧一直被人垢病,十八大以后這方面非常嚴格,所有的企業都是公開的招標投,有專門的帳戶,有審計,政府付給你錢購買服務的話,全部都是要審計的,審計團隊的組成還不是當地的,都是國家各部委,包括商委,科技部等等一起組成一個班子,一項一項審核你在農村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是要打分的,超過多少分才會支付你多少錢,不及格的話一分錢沒有,所以中國政府在扶貧工程里面起到的角色,除了用資金支持以外,政策的制定、保證考核過程的規范和公正,都有作用。

    主持人:有沒有具體的合作案例?比如說配合起來不太流暢,怎么解決問題的。

    朱旭東:舉一個案例,我們跟陜西大荔縣弄了一個電子商務示范縣的運營項目,我們是中標的,中標以后政府有一個合同,合同里規定你要做幾件事情,包括基本的建設、電商服務平臺、課時、老師的配置、設備的采購,一直到物流、品牌的包裝跟推廣。分了幾大類,每一類也可以分包,也可以總包,每一類都要去招投標,然后會給你打分,再支付你尾款,一開始是支付30%的預付款,整個工作完了一年之后來驗收,一年之后給你來支付尾款,根據你的分數高低,這個是比較長的過程,至少是一年。

    鞠彬彬:我們和政府在扶貧層面接觸得比較多,我們首先是和政府聯系,和他們簽訂一個叫一司一縣幫扶框架協議,所以我們對縣域的幫扶是從政府開始,所以框架協議里會把我們能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以及他們希望我們完成的事情都在那個協議里去展現出來,然后與縣政府進行簽訂。簽訂以后,再根據下面的方案,他們對接哪些部門或者哪些企業,哪些指標需要完成,所以整個項目是和政府合作。說起政府的事情,我個人的感觸是對于金融機構來講,扶貧這個事情讓我們感覺自己由乙方變成了甲方,和政府合作,估計在座的各位嘉賓也有這種體會,這還是挺有意思的,很微妙,當你談到真正實質性效果的時候,可能也有角色的變換,所以和政府層面總的來說,我們把握好度,大家都是項目中的利益相關方,共同把扶貧做好。而且每個政府的需求真的都不一樣,這是特別有意思的,比如我們的主體是一樣的,是一個證券公司,金融機構,但是每個政府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說新疆就特別重視穩定的工作,經濟發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穩定,而且重要的是和其他民族之間的融合,比如說我們看中一個企業不錯可以股改,制訂一個三年上市計劃,他們說上市公司當然很好,但是股改不行,因為這里很多是少數民族的牧民,會影響他們的權益。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事情,包括房縣,他們會說是國貧縣很窮,大家扶貧上不是需要你們直接捐錢,我們需要你們幫我們真正利用資本市場這個平臺。

    Pradip Sarmah我從自己的角度來講這個問題,我也覺得在脫貧過程中和政府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拿我們在印度的例子,在印度有很多社會企業家和社會企業,他們可能就一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可能是政府之前沒有意識到的,一旦這個方案變得很成功,政府也會去學習,把它納入到政府政策中去,比如我們之前在人力車夫銀行項目,我們關注到人力車夫是沒有保險,對于這些勞動者來講保險非常重要,我們就在他們在銀行范圍內買保險,后來這個模式非常成功,政府就在支出里特定劃出一塊給人力車夫提供新的醫療保險,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跟政府協作的案例。另外還有一個微融資的概念,就是給一些很貧困的人一小筆資金,幫助他們去進行減貧活動,在印度微融資項目非常成功之后,政府也是拿出大筆資金專門去做,而且對于像這樣微融資做得很好的社會企業還會頒發金融執照,讓他們以國家承認的銀行的方式去做,就會變得非常成功。另外我還想補充一點,當社會企業在做公益的時候,我們能做的就是探索一個模式,當把這個模式探索出來的時候,就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去把它放大,因為只有政府才是能在整個國家的層面上去做的,而我們只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去做,所以我們也需要跟政府很好的去協作。

    聽眾:我看到e農計劃里面是要引導農民回鄉,兒童不再留守,在引導過程中怎么平衡教育公平這一塊的問題?我的家鄉在陜西的陜北黃土高坡,那邊的農村人出去打工是為了想讓孩子上更好的學校,現在又講到引導農民回鄉,怎么平衡這個關系?第二個問題,我看了e農計劃里面好多農產品都是現在已經包裝很成熟的,比如說任小米之類的,他們已經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們家鄉的小米可以說是全國最好的小米,但是他們都是農民自己種,完全沒有任何品牌,一個好的產品有沒有可能在e農計劃上線?

    江其霖:我先回應第一個問題,也就是你說的教育的問題,這是蠻嚴肅的社會問題。你說得特別對,鄉村里面的這些年輕人想外出打工,不僅僅是為了有一份收入,也很希望有更好的條件,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第一是現在是蠻好的機遇,在鄉村有很多的政策以及力量在支持,他們回到鄉村之后,不見得比到了城市里面打工會更差的條件,比如說我們在鄉村很多大部分合作的合作社也好,當地的公司也好,其實領頭人一定是年輕人,這是我們的基本核心,為什么要跟這些年輕人合作,是因為他們就是剛剛成家,哪怕還沒有成家,他們愿意靠著這股力量。有兩種人是可以在鄉村做事情的,一種是在城市里接受了比較好的教育,但是他們希望回去建設自己的家鄉。另外一種是在鄉村里,沒有太多的機會到城市,到城市以后也沒有那么好的條件和機會獲得一份很好的工作和職位,他在城市里比較難留下的情況下,這樣的年輕人是可以在鄉村里呆住的,而我們要做的是幫助這些年輕人在鄉村里如何留得住。

    第二個問題,我們做公益的初心就是想幫扶鄉村里面看起來比較弱勢,沒有太多的辦法和資源條件來建設品牌的人群。像你說的,如果你在家鄉里有看到家鄉的產品非常好,也很希望有一個更成熟的模式做一個很好的包裝,這些e農計劃是非常愿意合作的,我們很愿意來幫扶類似于你這樣的年輕人,如果你們愿意,我們非常樂意做這個事。如果我們能貢獻一些經驗和教訓的話,我覺得也是我們的價值所在,因為所有的這些看起來比較成熟的,無論是包裝還是銷售還是運營模式渠道也好,也是我們一路摸爬滾打過來的,都是實戰經驗分享。

    主持人:其實在三年前,當時e農開始做的時候,我們買過一次他們的核桃,有一些核桃是壞的,當時我媽媽就說,你看看公益的東西,價格高,但是是這樣的,那我不如去買淘寶店家的。當時我就在想,如果說這個東西有非常商業化思維的人,把這有故事、有背景的產品包裝一下,能夠有很好的供應鏈,能夠有很好的冷庫,能夠當成一個公司來做,社會價值能上升到最大。所以包括他們去合作的很多相關方都是商業的機構,他們的很多供應鏈建立起來,他們的包裝產品設計等等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完善市場競爭的優勢。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江其霖:沒錯,當時是發起的第一批,我們也覺得不能過分消耗情懷,大家都有善心,看到很多故事也容易被打動,包括我也一樣,但是回歸到本質,這個事情必須有價值,如果沒有價值的話,說再多情懷都沒有用,所以最核心的根本是要能創造價值,這個產品本身就是價值所在,如果我們覺得品質很好,就是太棒的事情,我們的目標是讓好的事物實現價值,如何讓有價值的東西被發現,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工作,這是逃不掉的。

    聽眾:我覺得不管是鄉村建設還是扶貧攻堅,傳播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請您從傳播的視角來談談扶貧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雷蔚真:這個論壇是CM公益傳播主辦的,兩周前我在北京的微博微公益的活動認識了主辦方,于是他就很善心的把我放在這個椅子上,我本來都插不上話,大家是做一線公益的。

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做的事,我自己是人大的教授,是一個大學老師,但是我在去年的時候發起成立了一個在中國電視行業協會下面成立的公益傳播的協會,主要的力量是依存電視系統。成立的時候我個人的資源是把互聯網一些大的平臺和電視報紙雜志拉進來了,剛才我聽朱總的發言很贊嘆,我覺得他這個事做得很專業,我就百度了一下,果然他很專業出身。我今天來深圳參加這個會就是來學習的,沒有其他打算,只是來默默聽一聽,有一半的原因是我看到這個分論壇的題目很吸引我,叫“以傳播思維聯動社會責任,助力扶貧攻堅”,四位嘉賓溝通得很好,但是有一個小遺憾,大家在這個主題上好像還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的互動。其實我覺得這個主題是很有意思的,怎么樣用傳播的思維來達成,比如有些是房地產界做成的傳播項目,有的是證券公司做的CSR的具體活動,還有印度的社會企業。

我們這個協會大的思維我們不做一線公益,所以前兩輪我根本插不上嘴。傳播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很好的連接社會各界的資源去做創新型的公益,項目搭建。我舉個例子,6月24號在北京的中國全媒體公益盛典活動,這是全國最大的媒體公益平臺了,有一個企業基金會,他們做了十年的西藏愛心行,過去十年他們在西藏做了各種公益項目,每年有很好的公益項目開發,他們也帶明星去,帶企業家去,還帶領袖去,做了十年的資源,而且挺懂傳播的,各種宣傳報道、新媒體報道都有。我聽了以后覺得他們的項目非常適合做真人秀節目,有點像易居樂的項目,只要稍微做一點改造,就能做影響力很大的真人秀節目。后來我就發現,我們的角色不是去幫一個企業做傳播,比如我們在西藏走五個地方,我們在每一站,不光是你們企業基金會在做項目,可以在每一站,把所有這一站符合傳播理念的,比如說這一站是做環保的,我可以把符合這個傳播的都拉進來,所以我很贊嘆這個分論壇的創意,以傳播聯動社會資源。明星資源和企業家資源、行業資源都可以進來,我做五六站,里面涉及到十幾個項目和機構,這里面可能有房地產項目,可能有證券機構,大家的資源進來以后,有的出資金,有的出內容,有的出主題,這些是我們可以做的。第一,我們不是一個附屬品,第二,我們也不做一線公益,我還是依然沒有去募集資金和物質給孩子們,但是CM的定位跟我們很像,當然這個項目是整個社會核心的樞紐,沒有這個項目就很難有這樣的資金出現。待會兒散會了我們可以聊,6月24號舉辦第一次中國全媒體公益盛典,是聯動了三種資源,媒體是我們本來的資源,媒體渠道是我們最大資源;第二是公益資源,是相對比較好拿的,所有公益機構都缺傳播機構,第三是我很想知道不管商業企業還是社會企業,他們對公益傳播有什么需求,所以我們花大力氣在第三方面的企業,怎么樣讓好的公益需求的企業來到這里,哪怕沒有項目合作,你知道我們在干什么,我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慢慢的來搭建這種聯動社會需求的項目。

    雷蔚真:這個創意已經有兩個地方實現了,我們盛典上會發布兩個真人秀,那個真人秀叫我愿意,在安徽衛視播的,會在我們的盛典上做啟動儀式,就很像你說的明星公益體驗。剛才說的西藏行的項目,今年是做第一季,跟你的思路也是很接近的。

    聽眾:我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幫助了一個地方的產業,會不會導致另外一個地區有同樣的競品?第二個問題,我們知道現在人都傾向于從農村走向城鎮,小城市人口到大城市,我們現在幫助小農村,感覺成本越來越大,比如說人口在不斷流失,這個地區本來就比較偏遠,交通和運作成本會很高,有沒有可能做一些服務,讓他們激發自身的潛力去做這個事情?

朱旭東: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碰到過這個問題,因為第一期節目里,拍的陜西手工掛面,其實這個掛面當地很多村都在做,因為賣不掉大家很多不做了,我們去拍的時候只有一家在做,所以我們去包裝、去推廣,于是訂單就排到了明年的六月份,這個村莊就開始有人回來,我們用了一個OEM理論。為什么他們愿意進來加入這個合作社去銷售,因為他的收入增加了,旁邊的村就會看到,他也做掛面,他也加入,不會存在這邊起來以后那邊就不行了,跟外貿訂單一樣,都可以貼牌生產,只要你符合我產品的標準和質量,就可以幫助一個村一個村,把品牌統一起來。其實小農村里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統一的品牌,都是小農經濟,他賣土豆我也賣土豆,每個人一個名字,我賣五塊,那個賣兩塊,價格就越來越低,最后所有人賺不到錢,所以這個現象是很可怕的,我們是通過政府的主導介入以后,用一個統一的品牌,把整個地區的相關農產品變成一個OEM的方式,品牌是屬于政府的,農民是屬于生產者,他們的責任是把地種好,把面做好,不用擔心銷路,不用擔心品牌的培育和推廣,只要把東西生產好,按照標準,就可以了,因為小農的思維也很簡單,中國的農業現狀都是包產到戶的,每一個戶都是一畝三分地在做,所以必須要有統一的品牌方式去統籌起來。

    第二個問題我沒太明白。

    聽眾:比如剛才提到的雞蛋的問題,就那么多雞蛋,但是又是很遠的地方,就需要花很多的成本過去。

    朱旭東:我們去云南山上的一個村莊,那邊只有600多個人口,住在一個山上,從山上到縣要開兩個小時的車,當時我就跟他們的縣委書記講,有沒有辦法讓他們下來,那個地方那么偏僻,我們去扶貧,花那么多錢,就為這六百個人,把他們移下面來不就脫貧了嗎?他說沒那么簡單,第一,這個少數民族,這六百多戶人家要搬是一起搬,不會一個個搬的,因為他們本身在二十年前才剛剛開放,他們原來躲避到山里面,世世代代就在山里住了下來,結果政府為了脫貧修了一條路,花了很多錢,把他們跟當地的世界聯系起來以后,他們就變成一個開放的村莊,但是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是很害怕的,所以他們要搬就是六百戶人家一起搬到山下。那你想想,誰來接待?怎么樣安置?哪個企業解決他的就業問題,都是問題,所以不能下來,只能在上面,然后給他們量身訂作一個產品,讓他們能夠靠這個增加他的收入,所以很多是很復雜的社會問題,不是說那邊那么偏,就遷下來就算完成任務。中國952個縣里,50%以上都是少數民族的貧困縣,青海、西藏、云南,漢族的縣主要集中在河北,大部分是西藏周邊的四個省份,所以民族習慣、生活習慣包括少數民族的交往,民族矛盾等等都會成為扶貧最大的問題,不是說搬遷下來就可以。

   聽眾:我們在解決當下的問題的時候,有沒有增加教育資源的投入?

   江其霖:這是個全產業鏈的問題,但凡去過鄉村的都會知道,就會變成純幫扶變成教育培訓,這是但凡只要做深入鄉村的事情都會采取的措施,包括我們現在也已經在做。

   編輯:程曉霞

  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會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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